青岛大虾和天津传销：负面舆情经常复发的城市都有惊人的相似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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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点过去一周的网络舆情，感觉有两个城市值得谈谈，它们困于舆情，一直没有冲出负面舆情的重围。

一是天津。因为一位大学生之死，作为传销窝点的天津，又陷入舆情漩涡。虽然该市政法委书记发出动员令：决战20天，捣毁传销窝点，但是人们不会为此感动，而只记住了这位大学生的死亡和天津有关联。自从有人说天津是一座“没有新闻的城市”后，它就背上了这个灰色的标签。而且重要的是，一件舆情爆发，会唤醒更多的知情人继续揭露城市的不堪内幕。刚有人又站出来说，不止李文星，还有一个山东人张超在天津误入传销死亡。我们注意到，在大数据时代，搜索引擎一直在推荐人们留意城市的伤心往事。

二是青岛。上一周，青岛又是因为大虾，闯入公众视野。一位西安游客在消费了大虾之后，因为价格太高而进行投诉，结果引爆舆情。当地政府部门赶紧出面，协调商家退钱，并顺便让商家停业整顿。人们同样不会感于当地的出手迅速，而是想的是：又是青岛，又是大虾？人们瞬间想到的是两年前的天价大虾案。

（青岛天价大虾，竟然成了百度百科词条）

一件舆情很容易重新定义一座城。这其实就是网络舆情的一个典型特征，会根据事件性质，狗皮膏药一样给你烙上一个情绪化的标签，而且这种标签往往是灰色的、负面的，最终变成根深蒂固的城市成见。无论这座城市之前做了多少正面的努力，之后又做了多少挽救举措，可是每次出现这个标签，我们就联想起这个城市以及它的一切负面灰色回忆。人们的大脑，总是自带流量和链接。除了天津和青岛，类似的城市还有南京。

我生活于南京十多年了，这是一座很有抱负的城市。相较于天津是一座“没有新闻的城市”，南京是一座特别“有新闻的城市”，而且故事还挺多。天津对于新闻都采取压制和删帖的做法，而南京面对影响巨大的负面新闻，感觉似乎一直在放任自流，无论是“彭宇案”，还是后来的打小护士案，乃至宝马撞人案，南京对于城市形象危机案件的处理，也是大大咧咧的。如今人们想到宝马撞人、老人倒地啥的，总是想到南京。就我的认知范围看，省城的重大舆情管辖权一大半不在地方主政者手里，而在省一级领导手里，这带来的后果就是上头婆婆多，反倒效率低下。

网络舆情一旦给你贴上了标签，是很难洗白的。这是让人无奈的地方。我们看到，天津和青岛两地有关部门都及时进行了响应，做法也符合舆情管理的方向，可是人们的“刻板印象”并没有得以缓解。比如天津，虽然是雷厉风行清除传销窝点，可是人们会想：早干嘛去了？不过是网络舆情爆发后的马后炮！青岛虽然又是退费又是整顿，可是整体上，人们关于高价大虾的记忆又被强化了。

何以出现这种情形？自从“后真相”（post-truth）一词横空出世并被世人关注之后，人们恍然大悟，开始将网络舆情的爆发和社会心理联系了起来。网络上不是讲理的地方，常常不适合“晓之以理”，而特别适合“动之以情”。因为网络舆情的爆发，常常是击中了社会心理长久郁积的一个“深水炸弹”，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大释放和大发泄，至于这种“地火”选择在哪个城市火山爆发，完全是看哪个城市撞在枪口上，成为第一个牺牲品。

比如，2015年青岛天价大虾舆情爆发，它是引爆了这样的敏感社会心理：每年假期总是会有宰客事件发生，让人无奈却又只能逆来顺受。整个社会心理都在寻找一个愤怒的发泄口。结果，此时青岛天价大虾事件爆发了，完美迎合了这种社会心理期待，立马获得了野火般的传播，成为全国上下人人皆知的重大舆情。人们将所有的愤怒和无奈化作转发和吐槽的力量，不搞出点事绝不罢休。凑巧的是，当地舆情处置反应太慢，迟迟未见结果，又引发了更大的舆情怒火，结果不光青岛，连“好客山东”都遭到池鱼之灾。

再如天津，多年来正面事件乏善可陈，负面新闻屡屡爆发。根据“破窗理论”，网民会预期天津再次爆发大事件。此次李文星之死，舆情矛头本来是对准BOSS直聘平台的，该平台也紧急进行了蹩脚的网络危机公关，可是舆情突然就转向火烧天津了。因为一个小小的平台承载不了舆情之重，网民需要寻找更大的“财主”来托底，结果人们通过直销这个灰色线索，发现又是天津，而且竟是窝点，结果就万炮齐轰了！BOSS直聘平台应该到天津卫拜码头，磕头烧香，感谢其舍身拍马来救。

从上面分析我们看到，网络舆情的背后是无数个网民在发帖、顶帖和转发，是一种社会心理和集体意识的澎湃和涌动。因此舆情经常性地表现出情感性、情绪化的特点。这种情感爆发推动下的舆情，如同内燃机带动的机车，经常是向前碾压或者导致颠覆式的后果，体现为社会变革的动能。正如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所说的，情感煽动和号召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，无可替代。网络舆情的影响力非常巨大，就是因为其内在的情感和情绪化机制，外化为一种改变社会的强大动能。其巨大的正功能正如其巨大的负面效应，都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。

依据舆情的这个特点，我们也可以解释，为何眼下的谣言越来越多，而且辟谣越发困难。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网络舆情的策源地，而这个策源地为微信、今日头条等少量平台所把持。我们原来以为，网络舆论场就是一个生态闭环的大池塘，只要鱼类、水草等门类齐全，池子就有自净功能，也就是说，网络谣言可以寄望于清者自清、浊者自浊的信息对冲机制和自净功能，完成谣言的死亡周期，然后真理大行其道。但现在看来，这个理论彻底失败，败于朋友圈的强大圈子。这个池子理论怎么也没预料到，在朋友圈出现后，池子里的鲤鱼、鲫鱼不再四处巡游，而是各自集聚在一起，形成了各自孤立的小生态圈子。鲤鱼圈传着鲫鱼的谣言，鲫鱼圈传着鲤鱼的谣言，各自都根据自己的情感选择性地接受信息，即便某个信息来源可疑，但它正对我的胃口，符合我的预设，我就敞开接受还无偿转发。今日头条也导致了“信息茧房”现象，和朋友圈的小生态如出一辙。结果就是缺乏信息对冲，使得社交网络成了谣言的温床。

辟谣难还在于，今天的平台时代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的管理部门信息管控的时代，传统的信息管控手段已经无能为力。信息的生产、管理、传播和定义的权力，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移，从传统的官方转移到了民间和平台，这种权力转移的进程还在继续，或将带来部门权力的消长变迁。但是由于国家依然未对平台赋权，赋予他们进行信息管理和社会整合的权力功能，导致国家权力和巨大平台之间出现断裂，诸如辟谣之类的社会整合功能难以进行。

但是网络舆情的这种特点，原本不是爆发舆情的城市的宿命，是有契机可以打破的。我们注意到，天津、青岛两座城市，舆情之所以尾大不掉，形成病灶，经常发作，是因为在一开始就成了网络舆论场中的“恶人”，简而言之，是得罪了网民。天津被定义为一座“没有新闻的城市”，总是压制新闻真相，在天津港大爆炸案中的表现也屡屡失分，作为直辖市竟然还是传销窝点，可见城市管理者的不作为，到了何种程度！青岛天价大虾事件中，地方政府迟迟未有作为，网民感受到了怠慢和轻视。所有这些，都让网民们感觉“有必要”再来一板斧，那就是在下一轮的负面新闻中推波助澜，让城市感受到更大的冲击。

因此，应对网络舆情最大的法宝，就是在舆情爆发之初，地方管理者拿出最大的诚意，直面网民们的挑剔和批评，并切实承诺整改措施。否则，即使侥幸度过这一轮的舆情冲击波，那还要做好准备迎接下一轮的考验，而城市的形象和声望，就在管理者的怠慢中，埋下了风险和挑战的种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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